[18] 2005年4月建设部等部委发布《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为了合理引导住房建设与消费，大力发展省地型住房，在规划审批、土地供应以及信贷、税收等方面，对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住房给予优惠政策支持。
[22] 二、受冷遇的《碘盐风险评估》 碘盐是否致病的争论在科学界无法形成共识，愈加引发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焦虑。虽然准确的定义可能比较困难，但整体上区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仍然是可能的：前者是对风险客观、定量的评价，属于行政决策过程中事实发现的部分。
[27]参见杨鑫、周晓红：重庆地区食盐加碘前后30 年甲状腺癌发病情况分析，《2011国际暨全国头颈肿瘤学术大会论文集》。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我们向科学寻求庇护的努力，可能反而成为阻碍思考的围墙，并最终破坏科学的权威。这时需要有其他学术观点或者学科背景的专家参加，从而确保平衡的处理各种科学证据。因此，建立制度，确保这些基础信息的公开并使之能在充分检讨的基础上得到修正，对于提高评估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再以《碘盐风险评估》对人群碘营养状况的评价标准为例，该报告使用了WHO/UNICEF/ICCIDD推荐的尿碘中位数（MUI）标准，即普通人群小于100μg/L为不足，100-200μg/L为适宜，大于200μg/L则为超过适宜量（可能存在较低风险），大于等于300μg/L为过量（存在健康风险）。
[42] 这些疑虑指向了问题的核心，科学性是风险评估作为事实发现工具的内在要求。动物实验是观察实验动物对某种物质的反应，如果某种物质被证明对实验动物有害，则可以推论对人体也有害。食盐加碘并未造成我国居民的碘摄入过量。
全民补碘后，我国不少医学工作者也观察到甲状腺疾病增加，并开展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原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内分泌专家滕卫平教授的研究：滕卫平的课题组发现，人群碘营养超过适宜量和过量，可以诱发或促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在风险评估实践较发达的美国，大多数组织风险评估的行政机构均颁布有相关的指南。2．改革评估专家的遴选程序。结合其他一些文献可以解释这种担忧的来源：方新曾提出，在科学服务于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曾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与批评，一方面，有些人批评决策者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获取高质量的科学建议，或者有意识将政治与科学混为一谈。
[68]政策定论在前，风险评估在后，风险评估很容易沦为政策做背书的工具，已经从性质背离了科学性的要求，是法律不能允许的。[23] 2010年5月14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发布《碘盐风险评估》，报告认定，虽然已有明确科学证据表明碘过量会导致健康危害，但目前尚无明确科学证据表明食盐加碘或者碘摄入过量与甲状腺肿瘤发生相关。
措施衡量（对各项措施进行比较衡量）。暴露评估是识别特定物质影响或者潜在影响的人口，描述其构成与规模，给出暴露的类型、范围、频率和时间。基础数据的科学性将决定评估本身的科学性。[78] 为此，事前制定评估指南，对评估中的各种科学政策事前做出安排，例如对如何判断现有研究的有效性、如何选择的估算模型、采取谨慎还是乐观的立场解释证据等等做出概括性的规定，可以形成对裁量权行使的自我约束。
有研究表明长期缺碘人群患滤泡型甲状腺癌的风险较高,而长期碘摄入过多的人群则可能增加患乳头状癌的风险。研究没有控制其他相关的因素，观察到的甲状腺疾病增多不能排除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例如，检测手段的改进、现代社会环境和膳食条件的改变或者其他危害物质过量，等等。有关报道还可以参见白剑峰、王有佳、吕毅品：碘盐其实不会致癌，《人民日报》2012年10月23日。本文即以这一事例为中心，从风险评估的规范要求与现实之间差距的角度分析评估未获认同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论证风险评估法律制度完善的方向。
See 5 U. S. C. Appendix -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 9(b). [72]SeeJoint FAO / WHO Expert Consultation,RiskManagement and Food Safety,1997, p.7. [73]《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第4条。[45] 陈君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概述，《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1年第1期。
SeeFred Anderson, Mary Ann Chirba-Martin, E. Donald Elliott, Cynthia Farina,Regulatory Improvement Legislation: Risk Assessment,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Judicial Review, 11 Duke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um, 89(2000). [83]See Donald T. Hornstein,Accounting for Science: 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 Research in the New,Subterranean Administrative Law, 66 LawandContemporaryProblem, 227(2003). 赵鹏，男，1981—，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60]但是，在具体判断碘过量人群大小时，该报告采用的是过量这一标准，而非超过适宜。
[1]《食盐加碘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暂行办法》第6条、第8条。在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一样，是极具政治意义的现象。SeeJoint FAO / WHO Expert Consultation，Application of Risk Analysis to Food Standards Issues,1995, p.30. [79]See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upranote70,pp.52—62. [80]风险评估指南对评估这一活动的意义，相当于行政裁量基准对行政活动的意义，有关行政裁量基准的讨论可以参见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SeeDeborah G. Mayo and Rachelle D. Hollander eds,Acceptable Evidence: Science and Values in Risk Manag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58]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前注23，页12——13。[58]这些判断固然有其科学考虑，但由于评估报告理由说明部分非常简单，缺乏统一、客观的标准，亦无法排除个人偏好甚至政策考虑的影响。[36]SeeWTO, 1994, Art. 5.1. [37]SeeDiahanna L. Post,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Risk Assessment in 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How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fluences Standards,26Risk Analysis, 1259(2006). [38]《食品安全法》第16条。
[80] 4．建立评估报告的同行评审与公告评论制度。[62] 《碘盐风险评估》在暴露评估时，所依据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地方病控制中心有关膳食、水碘、盐碘、尿碘和碘营养状况等方面的监测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是与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共同调查的结果，仅一项数据来自于独立的科研机构。
[67] 其二，如果没有客观、统一的科学标准，评估者选择某一方法可能基于其政策含义。以风险评估技术机构为例，根据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卫生部确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负责承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相关科学数据、技术信息、检验结果的收集、处理、分析等任务。
引入公告评论可以视为同行评审的延伸，它可以在更广范围内进行讨论，并给利益相关群体的科学代表提供参与的机会。[17]有比较全民加碘的益处和副作用而主张全民加碘利大于弊。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家经济人属性，又使得他们可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解读科学知识。然而，评估结论在科学界内部亦不受认同，决策时也被监管部门谨慎处理，则说明有必要检讨评估未获权威性的根源。[6]卫生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实现消除碘缺乏病县级考核评估方案》。这些质疑不无道理，但若过分深究，将彻底否认所有基于归纳法的研究，这在科学上是极激进的。
[44]对此，参与《食品安全法》起草并担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主任的陈君石院士亦明确指出，风险评估是一个由科学家独立完成的纯科学技术过程，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45]。, , 就《碘盐风险评估》而言，其专家委员会由9名专家组成，8人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人来自天津医科大学内分泌研究所（陈祖培，他同时是卫生部碘缺乏病专家咨询组组长）。
SeeDavid L. Faigman,Legal Alchemy: The Use and Misuse of Science in the Law，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9, pp.51-53. [67]偏好或无法避免，但如果偏好累积而得不到制约，将会扭曲判断的科学性，因而影响证据在法律上的可接受性。See Thomas O Mcgarity,Politics by Other Means: Law, Science and Policy in EP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 53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103(2001). [63]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见前注23，页37。
摘要: 在风险规制领域，政府监管决策经常面临复杂的技术面向，哪些物质有危害、危害影响多大等问题科学争论不断。[16] 此外，还有观点并未否认碘过量的风险，但权衡利弊，仍然主张应坚持全民食盐加碘，例如，有研究认为数据表明全民加碘尚未造成高碘性甲状腺肿流行，不必过于担心。
[81]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防止科学意见的过度分歧导致无法形成决策基础，同行评审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合作而非对抗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科学家致力平衡各种观点，尽可能消除分歧。[18] 争论中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是碘过量是否会导致甲状腺癌。相反，如果政策考量需要更高程度谨慎，宁可过度保护而更大程度提示风险，则会选择超过适宜量就作为标准。[56]因此，科学界亦采实用主义立场，对这一方法并不排斥，而是发展出判断相关研究说服力的若干准则，例如，被研究人群范围的大小、暴露于相关物质的水平和期间、对其他相关因素的控制，等等。
[27] 此后，卫生部门的决策似乎也并未完全依据风险评估报告，2011年9月15日，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GB26878-2011）下调了盐碘含量的指标。风险评估的核心问题是信息不充分，选择何种假设、模型和推论去理解现有信息、做出测算缺乏科学共识，但是，评估者又必须做出判断。
但是，由于评估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监管决策，利益受影响方当然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评估。因此，由于没有引用其他研究数据做比对，很难证明相关数据在采样、模型上建立上是否排除了偏见。
流行病学研究是针对某种物质，比较某一暴露水平的人群与更低暴露人群或者零暴露人群的统计数据，如果确定发病率因暴露而增加，则可以确认危害存在，前述滕卫平等人的研究即采用了这一方法。[39]《食品安全法》第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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